中原突围中，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委张成台等八烈士遇害经过

1946年，中原突围中，我干部旅旅长张文津等三人在赴西安与国民党军谈判的途中失踪，政委张成台等五人在分散突围的途中失踪，后虽然都经组织认定为牺牲，但具体牺牲的经过则一直不明，尸骨也一直没找到。

1984年，按照上级的指示和烈士家属的要求，中共宁陕县委、镇安县委、商洛地委党史办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委会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启动调查。

一、从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口石灰窑中的尸骨查起

在调查过程中，群众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一口石灰窑里曾发现几具无名尸骨，当地人民政府早知是新四军被害人员，并立有墓碑，但并不知道被害者姓名。

根据这一线索，调查组很快从镇安县公安局、法院的档案库里查明了杀人凶手。其中的范德先、詹贤孝等已于1946年冬被我45团3营陈永寿营长带兵处决，一名告密的和尚被活活吓死，当时潜逃的殷克明、陈尤均等6人也已于解放初镇反中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两名凶手畏罪自杀，其余判了有期徒刑的也要么死于狱中，要么出狱后病死。也就是说，到了八十年代，参与此案的凶手都已经死了。调阅殷克明、陈尤均等犯的口供，他们也只是知道被他们劫杀的是共产党新四军，却并不知道姓名和具体身份。

事情是这样的：1946年8月9日晚上，文家庙里的和尚（俗名刘利山）偷偷向伪乡长范德先密报，说农民张吉贵、杜明月家中，借宿了几名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可能是上边勒令严查的新四军。范德先得报，便指使卸任伪保长殷克明和保丁詹贤孝、詹贤维等前去盘查。果然发现有5 个外地人留宿，其中3个男人住在一家，一个中年人、两个青年人，另有年龄更大的一男一女，住在另一家。殷克明等怀疑他们是新四军，而且发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遂产生谋财害命的念头。

8月10日，天还不亮，殷克明和副保长陈尤均带领保丁詹贤孝、詹贤维、朱吉学、朱庆云、汪功富、熊孝廉、朱发典等19人，携带利刃，前往朱家沟的小沟口堵截。天亮后，待五人进入他们的埋伏地，便蜂拥而上，经短暂搏斗，将其全部捆绑控制。然后搜身，从一个年轻人身上搜出一个小圆镜，圆镜背面塞有一张票据；从一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一张地图和一张中州票子；从那个年纪最大的身上，搜出了金条、银元和纸币。

钱物得到，众凶徒开始下毒手。先将两个反抗特别激烈的年轻人用板斧砍死，再将另外两个中年人和一个女人直接掀入石灰窑内活埋。从被杀死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情形看，此五人确系新四军无疑。

根据殷、陈等犯的口供，调查组又走访了文家庙农民张吉贵、杜明月两家。但因事隔久远，且五人只住了一晚，没能留下什么印象，只知几人是从杨泗庙赶来，互相称呼老张、老吴、小李等。

调查组反过来梳理王震所率这一路的突围路线，得知在五人借宿文家庙的前两天，8月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离开镇安县杨泗庙，向宁陕方向前进。另有多股分散行动，或成功或失败都有了下落。同一天离开杨泗庙而无下落者，其一是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一行，从杨泗庙出发，去西安与国民党军谈判；其二是干部旅政委张成台一行，化装潜行，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进发。

说到这要交待一下干部旅的旅长和政委为什么没有再继续随三五九旅突围前进，而是要分别单独行动了。

中原军区突围后，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撒下邀请函，一再要求我派出代表与其进行谈判。负责率领北路右翼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突围的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在电告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并请示党中央后，派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以李先念部上校参谋的身份，和副旅长李学先（公开身份是张文津的马伕）、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公开身份是张文津的译员）前去西安进行谈判。考虑到此行是应蒋军之邀公开去谈判，安全应该没有问题，王震还安排刚刚参军不久的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化名李信生，以张文津警卫员的身份一同前往，并交待张文津，到西安后即设法安排他去延安。

那干部旅政委为什么又要单独化装潜行呢？

干部旅的成员都是些机关后勤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因为突围的需要才临时编组成旅，有男有女有老有弱，大多不具战斗经验，很难跟上三五九旅勇士们突围的进程。打下镇安后，王震等领导研究认为，从这里到延安，前面还有很多恶山、恶水、恶仗，干部旅的大多数同志很难坚持下来，遂决定将其分解，年轻力壮有战斗经验者编入三五九旅继续战斗突围，年老体弱者分给必要的旅费化装分散转移。此项分解工作由旅政委张成台和边区党委副秘书长李其祥负责。张、李二人在将全旅人员分解完毕后，便与偶遇的中原局组织部干事罗文斌、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长吴先元、闵汉清夫妇一起，化装结伴而行，向革命圣地延安的方向进发。

调查组根据张文津一行和张成台一行的不同情况分析认为，在文家石灰窑被殷克明等杀害的四男一女，不可能是张文津等人。因为张文津一行是持有国民党军方的信函、文件，着制式军服，佩戴军衔和第九执行小组符号，公开前行的，不会换穿便衣，也不会随身带有大量金条和银元，也没有女性。而从当地老乡和殷克明、陈尤均等交待材料中对五人的描述来看，那一对年纪明显偏大的老者，应该是吴先元夫妇（吴时年已经58岁），那个中年人，应该是张成台政委（38岁），另外两个年轻的，应该是李其祥（30岁）和罗文斌（二十多岁）了。被暴徒搜出金条、银元和纸币的那位老者，也符合吴先元供给部长的身份。因按我军的惯例，突围中，往往由分管的主要干部随身携带部队款项。

根据以上情况，调查组认定文家石灰窑处发现的四男一女尸骨，即张成台、李其祥、罗文斌、吴先元、闵汉清五烈士的遗骨。

张成台政委一行牺牲的经过已经查清，那张文津旅长一行又魂归何处呢？

二、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的又一堆尸骨

张文津一行原本四人，临出发前，副旅长李学先主动要求随三五九旅战斗，王震考虑李曾在陕南游击，熟悉当地的地形与社情，便同意了。于是，张文津一行四人变成了三人，于8月7日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沿大路向西安行进，在进抵宁陕县东江口镇蒋军驻地后，失去联系。

王震同志得悉张文津等人在进入蒋军驻地后失联，当即向党中央电告。中央立命南京的周恩来和北平的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8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并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为题，在头版做了报道。但国民党军西北地区最高长官胡宗南谎称不知，矢口否认扣押谈判代表一事。因我方也没有三人最终下落的确凿信息，后来这事就没有下文了。

在这次重启的调查中，通过对大量线索进行细密筛查，宁陕县东江口镇的又一堆神秘的尸骨进入了调查组的视线。

1976年，东江口镇的江口搬运社在城隍庙背后的旬河岸边建房挖地基时，发掘出一堆人骨。负责基建的孟洪同志组织人将白骨捡到一个土筐里，请社员谢满银掩埋到别的地方去。谢满银一个人担着吃力，又喊来生产队长丁祥禄，二人一起，将挖出的人骨埋到了白家嘴（西万公路104公里里程碑150米西北侧）胡医士三棵核桃树下的坡地里。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条可能有用的线索，调查组在东江口镇召集了有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和曾经的国民党乡保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并挨家挨户走访了各界群众。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次调查走访中，答案找到了。

在问到曾任伪副乡长的邓耀俊时，他说他曾亲口听自己的老同学、伪乡队副兼防空哨长唐进玉说：共产党新四军派的谈判代表，国军让乡长石星一和我们几个给活埋在城隍庙背后了。

邓耀俊说，他对此事记得清清楚楚，他和唐进玉是知己朋友，无话不谈，为了给唐进玉保密，他一直没有给任何人说过。

曾当过伪民团小头头的石友成记忆更清晰，他说：1946年夏天，181团【属胡宗南部61师】就住在东江口镇，团长姓岑，住在营盘街张文堂家。一共开来4个连，两个连住在上街学校，两个连住在盐店街后面。一天，从沙坪方向来了四个人，其中两个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说是共产党王震部队的谈判代表。一个穿便衣的老百姓，是他们请的向导。

共产党代表到来后，岑团长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魁星楼前迎接，还鼓掌欢迎。

过了两天，听说共产党的谈判代表离开东江口镇到西安去谈判了。石友成对江口区区长姜捷三说：这下好了，谈成了，就不打仗了。姜捷三说：谈成个屁！随后看着石友成，神神秘秘地用手做了一个劈刀的动作。石友成明白，那意思是给杀掉了。

石友成继续说，听了区长的话，他联想到了在清晨看到的城隍庙后面新起的土堆，便向唐进玉探听，唐进玉悄悄给他说，是那几个新四军和那个给新四军当向导的，让国军给活埋了。

联合调查组的另一路人员，通过四川省公安厅、省档案馆和成都军区军事法院，也有了新发现。他们查到了原西南军区军法处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判决书，是对罪犯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顺藤摸瓜，又找到了该犯的口供材料，获悉这个韩清雅1946年8月在胡宗南部61师181团少校指导员任内，曾秘密审查张文津等四人，并将张等准备赴西安谈判一事向上峰报告，于8月10日得胡宗南回电：“就地秘密处决”。接电后当晚，团长岑运应命四连连长李清润负责执行。李得令后，带队将张文津等捆绑、堵嘴，秘密押解到驻地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的旬河岸边，由当地乡长、团丁数人挖坑，活埋。

韩清雅的判决书中，附有曾任该团营长邹寿珊的证言，印证了韩的口供属实。

至此，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及向导遇害的真相水落石出。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但英雄之死，未必都是轰轰烈烈。

真相大白，先烈们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