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国君主曹操刘备孙权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我们一起来了解并分析一下，三国时代的那些开国君主们的学识，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过人的本领和智慧，他们的力量，到底来源于何处。

一、力量的来源

一个人的先天气质和精力，是这个人生命力量的原始源泉。这一点曹操确实出类拔萃。自幼机警、反应敏锐、干劲十足、精力充沛。在这一点上，刘备、孙氏父子、司马氏父子等，也都很不平常，但曹操似乎更加杰出。

但是这些特点，如果目标不准确，用不到正地方，就会整天闲不住，东忙西忙，找不到有意义的事情做，不仅容易废掉自己，而且还会给人添乱。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必须有正大的目标，才能把“无限”的精力，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这个正大的目标，叫做理想，也只有正大的目标，才能被称作理想。有人天生就不想过庸凡的生活，不想用无聊的乱跑、瞎忙，来打发自己一生的时光，这叫有上进心，但是上进心上升为理想，还必须经历学习和锤炼的过程。古往今来，不凡者的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人的不凡的天赋，要想有效地发挥出来，至少需要三个重要的条件：正大的人生目标、学养、机缘。

就第一点和第三点而论，上面说的几位都具备，虽然目标的正大和明确程度，以及机缘的早晚、机缘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各自都有所不同。比如司马氏父子的目标虽然太功利，但是依然很远大；刘备的机缘来得相对晚些，孙权的父兄，给自己留下了一份很可靠的“基业”之类。这是他们的较大的不同。但是我在这里主要想论说的，是这些君主们的学养。因为目标再远大，学养跟不上，理想就会落空。机缘再凑巧，如果缺乏必要的学养，那就可能把握不住机缘，机缘就不再属于你，而变成别人的了。而且还有目标的方向问题，目标直接导引人生的行动方略。

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读书情况，史书未明载，但至少司马懿是学过儒学的，《晋书》说他“博学洽闻，伏膺儒教。”这自然是对他的吹嘘，但是至少他小时候学过点儒学，要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吹捧。司马师和司马昭可能也跟司马懿学了一点东西，不过从后来司马氏父子的表现来看，他们所学的一点儒学，根本就与他们的生命一点关系没有发生，最多也只是一点知识性的装点而已。他们在心灵深处，大约都是学“韬略”的，只知道使用诡诈，耍阴谋，玩权术而已。

二、孙权有功于华夏文明

孙坚，包括孙策，也最多只是学了一点东西，孙权可能学得就很多了，尤其是后来跟东吴的儒臣们所学。《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叫“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这虽然是渲染后的故事，但是东吴的大臣们确实都很有学问，有很多还都有专门的学问。比如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今浙江杭州），不仅是著名的《周易》专家，还为《老子》《论语》和《国语》作过注。其他大臣也都对《论语》《春秋》《礼记》《诗经》等，非常熟悉。要不然严峻也不会诘难诸葛亮，问他说：“且问孔明先生治何经典？”而张昭开首就讲了一句貌似谦虚的话语：“昭，乃江东微末之士”。非常明显，这是在跟诸葛亮显示东吴文臣们的学识。这在《三国演义》中，是作者用来衬托诸葛亮“舌战群儒”的了不起时，使用的先扬后抑手法。但是人家东吴诸臣，确实是各个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史书上有明确记载。

举几个例子：

张昭（156-236），字子布，彭城（今徐州）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群书……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尝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孙权之所以不敢跟张昭随意说话，是因为人家张昭有真学问。孙权的这个说法，也正表明了孙权的自知和尊贤。人的自知与尊贤，一定来自于自己本身的好学。张昭晚年，还著述了《春秋左氏传解》和《论语注》等著作。

顾雍（168-243）字元叹，吴郡吴人（今苏州）也。尝从汉末重臣蔡邕学习，包括古琴与文化。后被孙权用为宰相。其人沉默寡言，孙权说：“顾君不言，言必有中。”只要有顾雍在场，朝臣连喝酒都不敢放纵，孙权甚至因此说：“顾公在坐，使人不乐。”顾雍以严肃，赢得朝臣敬畏，连孙权都不便过于放松。顾雍死的时候，孙权亲自素服临丧，谥为“肃侯”。

步骘（？-247）字子山，临淮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昼勤四体，夜诵经传”。曾上书劝导孙权说：“臣闻人君不亲小事，有司各任其职……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步骘后来代陆逊为丞相。孙权在这样的一些臣子们的劝说下，能不好好读书吗？

还有前面说到质问诸葛亮“敢问孔明先生治何经典”的严峻，字曼才，彭城人（今徐州），“少耽学，善《诗经》、《尚书》和《三礼》（《周礼》、《礼记》、《仪礼》），又好《说文》”，难怪人家开口就敢质疑诸葛亮无学！

薛宗，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今安徽濉溪）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

阚泽，字德润，“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讲论，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

程秉，字德枢，就是在《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一节中责备诸葛亮“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的那位，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著作，人家受过郑玄的亲教，可不是小说中为了衬托诸葛亮用的道具般的等闲之辈。

如此等等，东吴人好学。这种好学之风，既严重地影响了孙权，而孙权的尊礼贤士大夫的为政风格，又加固并显扬了东吴的好学风尚。

汉献帝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禅位前数月改此年号），魏王曹丕禅位登帝，东吴孙权派使臣前往祝贺，曹丕策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孙权遣中大夫赵咨前往致谢。曹丕问赵咨：“吴王颇知学否？”赵咨回答说：“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根据这段话语可以看出，孙权虽然自幼未必学得很多东西，但是后来主宰东吴，一定跟东吴那些学识渊博的大臣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只是在孙权这里，所学并不专门，同时也不局限于经典和历史知识。由后来孙权的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孙权已经将所学“知识”，上升为见识了。孙权不仅自己喜欢学习，善于学习，而且因为他的主导性作用，使得东吴地区的士民们习学成风。在三国那样的乱世里，保存和发扬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为东晋及其以后相当长时间里，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文化的繁盛区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存储和孕化的作用。仅从这一点而论，孙权的江东政权，为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不朽而又深远的历史性贡献，就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特别值得大书一笔。只此一点，孙权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刘备的情况不同于以上各位，可能是早期学东西最多的。虽然自幼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但据《先主传》所载，刘备跟公孙瓒，还有同郡宗族中人刘德然，曾经一同受学于卢植。卢植教授他们学习过儒家经典。卢植是郑玄的师兄，两人都是经学家马融的学生。刘备见过郑玄，还认真聆听过郑玄与卢植两人关于历代治理方略之类的讲论。刘备是跟从正宗的儒者，学习过儒家经典的。但刘备却不怎么喜欢读书，而是喜欢“狗马、音乐”，还喜欢穿好看的衣服，结交豪侠之士。“先主不甚乐读书”，学得既不上心，后来又被形势所迫，跟诸葛亮多论申商之术，功利性目标太强，所以心理和行为目标都不纯正。

三、曹操的学识和思想

在这些君主级的人物中，曹操的学问相对要广博得多，而且也有相当的深度。虽然曹操自己说自己：“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

“三徙教”，讲的是孟母为教育孟子而三次搬家的故事。“过庭语”出自《论语》，是孔子劝告自己的儿子孔鲤要读《诗》和《礼》的故事。

曹操虽然说自己从小缺乏必要的教育，但后来能将孔孟的身世和《论语》中的话语，运用自如地转成诗歌，可见是有相当的经典和历史知识储备的。不过，这也都是后来自己努力学习的所获，因此才使用了从小失祜，贫贱艰苦，“既无三徙教”，又“不闻过庭语”之类的话语。

对于曹操来讲，他的详细学习过程，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出来了，但却可以从他所拥有的思想资源的角度，来大略了解他在学习上曾经付出的努力和收获。

曹操的学识和才华，自然不用说，肯定比刘备、孙权和司马懿父子强得多得多，但从他所拥有的思想资源的角度来看，曹操也断然不是上述诸人所能比拟。

从政治需要出发，曹操欣赏法家的直截了当和简捷明快，什么东西有效，就推行什么。屯田以济军用，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等，都是这种事例。尽管这些做法不必一定就是法家所独有的东西，但从急切于见效和成功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异常明显的申商特点，只求奏效于当下的功利特点特别明显。

在《置屯田令》中，曹操下令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法也。”就这么简单，学习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和汉武帝的屯田，理由就是曾经被从前的统治者实行过，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用。

用人上也不拘一格，三次下达“唯才是举”的招贤令，甚至不计较一向被传统极度看重的“道德品质”，只要有领军之能和治国之才就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建安八年《论吏士行能令》）曹操甚至反对那些首先以德行考量人才的习惯做法，认为那是“以管窥虎”（管中窥豹之意）。“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五年《求贤令》）

这套不计个人品行，只看实际本领的用人风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法家的做法。但是曹操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家信徒，相反，他倒很有一些儒家的味道，只是不像很多腐儒，只知墨守成规，不懂“时移事移”的变通之道。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正是曹操的灵活机动处，相比较而言，较之诸葛亮更加明敏，也更加有效。诸葛亮用魏延之能，却时刻猜忌、防范魏延之德，使用马谡、李严之类德行“信得过”的人，结果一再误事，险些酿成大祸。

从军事经历上来讲，曹操也深受兵家的影响，据说他写过兵书，至少注释过《孙子兵法》。现存的一篇《孙子序》，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而就在这篇《孙子序》的开篇，曹操却引用孔子《论语》中的话语来给自己的理论做根基：“《论语》曰：足食、足兵。”然后又说了一套“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的话语，充分表现了对孔子的敬重和信奉。

不仅如此，曹操还强调忠孝之义，以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

建安十年（205）曹操下达《整齐风俗令》，要求改变冀州地区父子不相亲，黑白不分等陋习。建安八年八月，曹操还曾下达过一项《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分明是儒家的主张和做法。而且不说有益于国家，而讲有益于天下，这是胸怀宽广的表现，也是不拘泥于自家的统治，还要担负社会历史责任的自白。

曹操还同情百姓疾苦，恻隐苍生苦难，这种儒者式的情怀，在曹操的诗歌中，多有表达。同情百姓生存苦难的词句，前面所引“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还有前引《军谯令》中所表达的同类心声，很多很多。

作为想要名垂青史的政治人物，曹操希望自己像儒家的圣人周公一样，使天下人都能归心于自己。当然，曹操喜欢的周公，不是作秀的“不篡位”宰相，而是他的不辞辛劳的工作态度，尊贤敬贤的美好品德。在曹操的心目中，完全想要并且基本自认自己已经达到了周公的标准。前引“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在现实生活秩序的安顿上，曹操显然更相信儒家。曹操希望民众“平居相守望，疾病相扶持”，希望大家和谐互助，而不要相互仇怨，这也是标准的儒家精神。

曹操在推行儒家的人伦社会秩序建设的同时，还能欣赏和借鉴墨家的主张：“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度关山》），希望世人不要限于亲亲之爱里面不能自拔，还要把远人当成亲戚，让世界建立在非血缘的互相关爱基础上，走向大同。在《决议田畴让官教》的命令式文告中，曹操赞扬田畴的做法，虽然不合于道，但也是真正的清高：“使天下悉如畴志，即墨翟兼爱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结绳之道也。”

从精神追求上讲，曹操还喜欢道家，尤其是神仙道教之类：“思想昆仑居”、“志意在蓬莱”，“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桥，亦云得道”等的表述，都很清楚明白。而《陌上桑》中的“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枝，配玉兰，绝人事，游浑元……”之类，就更加明显无遮。

由此可知，曹操绝不像文革时期的想当然划分——为了攻击儒家，硬说曹操，当然还有王安石、王夫之等为法家。曹操的思想很复杂，当然，他只是博采，是否真就得到了众长，还需要精细的研究。信重法家，只限于用人和行法方面，目的只在于雷厉风行，急切收到现实的成效。至于其他方面，如前面所说的改造民俗和个人人生目标等方面，他又充分欣赏儒家和道家，有时还能借助墨家的思想。

曹操不仅学识和才华过人，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看曹操亲自撰写的文告，读曹操所写的诗文，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曹操以法家为外在的明显特征，以求得在现实行政过程中，达到对旧有（秦、两汉）政治统治弊端的克服，矫正过去的偏失，收获了快速而有效的成果。但正因目的在于救弊纠偏，所以才又陷入新的偏颇，制造出了新的弊端。这是使用法家思想逃不脱的宿命。因为法家思想虽然可以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却经常是拿毒药治了病，治烈病的同时，也就致了命。

但是，曹操在内里还是崇尚儒家的美化风俗，和谐人伦关系理想的。遭逢特定的混乱历史时期，曹操在没有过深的儒家涵养的前提下，以“整饬”风俗的政令形式，试图实现人心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显然是走错了途辙。需知风俗不是通过整饬能够好转的，压住了这头，就会从另一头冒出来，而且越压越偏，越压人心越假，真诚，就会在人间慢慢遗失，难以找寻了。

风俗的改造，靠的是人的自觉，人的自觉来自于“润化”，外在的强力压迫，往往适得其反。而风俗的“润化”，靠的是楷模，这种楷模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也不能过于张扬，用政令和宣传的手段鼓动大家去学习，效果一样会适得其反。

当人的自觉性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时候，越是强制性的宣传，越是令人生厌，人们越是不会在心理上真正的认同。而打击“楷模”的反面，奖励“告奸”之类，就更是下之下者的做法了。曹操在这一点上，远远强于商鞅和韩非们的地方，在于曹操不主张告奸，尤其不奖励告奸。只以击败袁绍后，烧毁跟袁绍私通的信件一事，就能说明这一点。当然，曹操的考虑，主要还是不要惊吓大家，以免造成人人自危，从而使自己失信于人。还不是从根源上想到要用仁爱的用心去感召大家，就像宋太祖对待被俘割据诸国的国君那样。但是能做到曹操这一点，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尽管曹操的思想并不纯一，而主要又以法家为主旨，但他确实是有思想的。这在家天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不止屈指可数，而且特别罕见。姑且不说那些像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根本不学的君主，就是对很多有学问的帝王，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和唐太宗李世民，我们也不敢轻易许诺说，他们有自己真正的思想。像梁武帝萧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的帝王，但我们却很难说他有思想。其他的非开国君王，诸如宋代的仁宗、唐代的玄宗、南梁的其他皇帝、南唐的中主和后主等，也都很少能谈得上有思想。曹操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博学而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曹操力量的滚滚源泉。

曹操凭借着自己的学问，尤其是思想，在机缘凑巧的情况下，于历史的进程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现实了自己的抱负，并由此而成为古今帝王中罕见的佼佼者。曹操的好学而有思想，实为历史上所有为政者和参政者们所难企及。

曹操有理想，有思想，有韬略，有才华，是真性情中人。这在古今帝王中，绝属罕见。后世的很多所谓王者，既无理想，更无思想，性情也谈不上，只是放纵私欲而已。本来内中就无学、乏识，又不知努力向学，整个人都混沌不堪，却都要趁着历史的乱局出来做皇帝，把个华夏神州闹得乌烟瘴气，溅血横尸。心中只有一点可怜得要命的私欲，却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点私欲，玩阴谋，耍诡计，烧杀抢掠，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鼓荡人类恶劣的根性，毁弃儒家人文教育的难得成果，伤毁人伦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把中国人艰难培植起来的良好品质和善良心理，都连根拔起，从根源处彻底斩断了。真是可叹、可恨、可哀至极了。

无论曹操、孙权还是刘备，他们虽然学得都很驳杂，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儒学确实都还是占据一定地位的，所以他们的行为都还有明确的底线，不像司马氏父子，完全就是彻底的功利之徒，缺乏底线意识，只要能能够夺权获利，就会干出不顾天理，残忍无道的事情来。他们是这个世间最可怕的那种人。他们随时可以把自己身体里的欲望之狗放出来，像洪水猛兽一样，冲破人间的一切道义、仁慈等规矩和藩篱，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彻底地消化在自己贪得无厌的胃肠里。虽然司马懿从前学过一点儒学，但根本就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虚假招牌而已。当然，他们还到不了夏桀、商纣、汉高祖、汉桓帝、汉灵帝、隋炀帝、朱温、朱元璋、明嘉靖、明万历之类的狼藉境地，他们毕竟还受过一定的教育，还没有完全到达不顾一切现实议论和后世评价的疯狂境地。

【作者简介】

王立新，思想史学者、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导师。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出生于科尔沁东草原上的吉林省通榆县。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胡宏》《开创时期的湖湘学派》《王立新讲<论语>》《船山大传》《理学开山周敦颐》《从胡文定到王船山》《大宋真天子》《思想引领人生》《建宋——赵匡胤的奋斗》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近千篇。

先后于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凤凰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台湾教育广播电台、衡阳石鼓书院大讲堂、《天津日报》“超阅大讲堂”等视、音、纸、网类媒体，北京大学、佛光大学等两岸数十所大专院校，深圳市图书馆、广西省新华书店等数十家省、市、县图书馆及书店，新竹鹅湖书院、台中元亨书院、南岳衡书房等民间机构，讲说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数百场。

*原标题：开国君主的学识

*本文为凤凰网国学王立新教授专栏“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七。未经授权，请勿擅自转载。

【附：“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一：为什么只有大恶人才敢砸碎腐朽王朝？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二：制造汉末之乱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三：马超是替父报仇还是陷父于死地？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四：袁术为何不承认袁绍是自己的亲兄弟？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五：曹操和刘备为何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六：三国时期的孙氏与司马氏是怎样的统治者？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七：什么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八：什么样的人具备挟天子的资格？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九：如何安置被“挟”天子？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袁绍为什么不听田丰的建议？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一：曹操为什么流了那么多泪水？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二：在乱世里放稳一张平静的书桌究竟有多不易？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三：读书人在乱世里究竟多难处置自己？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四：管宁凭什么成为三国第一真儒？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五：赤壁之战 曹操输在何处？

“王立新说史·三国时代”系列之十六：为什么历史总看不到失败者身上的珍贵品质